「整形外科」起源於希臘字「Plastikos」，原意為「塑造」或「造型」的意思，屬於外科的一個分支，其主要目的在重建功能的缺失與障礙。
整形重建早在紀元前即已存在，起先應用於協助傷口的癒合、臉部器官，如鼻子、耳朵的修補，但直到二十世紀初才漸漸有了今日整形外科的雛型。
1938年在美國德州舉行的整形外科年會，正式展開了當代整形重建的任務。1960年至1970年間算是台灣整形重建的起步期，而在1980年到1990間快速發展，並迎頭趕上歐美國家，甚至並駕齊驅。至今，台灣的整形外科之所以能享譽國際，除了長庚醫院提供了一個新的舞台外，恩師羅慧夫的無私奉獻也是重要關鍵。
因為羅慧夫醫師的遠見和擘劃，此其間陸續培養多位醫師出國研習並回台開創新的整形手術領域，包括陳昱瑞醫師發展顱顏手術、魏福全、陳宏基、莊垂慶等醫師專職顯微手術、楊瑞永醫師的燒燙傷專業等等，奠定了現今台灣整形外科在國際上的地位。
1980年代是整形重建手術突飛猛進的時期，手術方法日新月異，相比於其他領域，整形外科真是個生動而鮮活的科別，幾乎每天都能聽聞新的手術技法，這也是深深吸引我的一點。當年我也受羅慧夫醫師指導，前往美國學習泌尿道與生殖器重建，剛受完訓返台從事所學，在診室裡常會碰到許多故事，至今仍有深刻印象：
譬如有女性患者要求隆乳手術，理由是先生外遇，想和對手比誰的胸部更大，但結果卻是失望的。也有夫妻一起來，太太悶聲不響，先生卻是意見一堆，又要講求形狀，更要求愈大愈好，不要以為這是笑話，其結果是兩方都滿意。
乳房重建的患者也給了我許多啓示：有職業為模特兒的患者明知罹患乳癌，卻寧可常是傳統治療，拒絕手術切除，只因不願面對失去女性象徵的結果，因而故去在青春的年華裡。也有患者因切除乳房不接受重建，先生離她而去的故事。
或有一次一對夫妻在診間爭執不下，先生主張疾病治好就好了，不要再忍受重建手術之苦，太太不高興的反問：「你不是女人，你了解我的感受嗎？」這位病友轉頭問我：「如果你的太太罹患乳癌，你是否贊成她接受乳房切除後做重建？」頓時之間有點愕然，面對這嚴肅的問題，讓行醫多年的我陷入過去未曾有過的思考中。
羅賓威廉斯在電影「心靈點滴」裡曾有一段發人深省的對話：「醫生的本質並不是讓病人苟延殘喘，而是幫助病人脫離心靈的悲情。」解決疾病或脫離心靈的創傷，什麼才是真正對患者最好的做法？
整形重建的工作，常會為了重建某一個身體部位的缺損，摘取並移植身體其他部位的組織，而被採取作移植的部位，勢必造成另一個部位的缺損（如從腹部、背部、腿部或臀部等）。失去乳房的女性，縱然採取了乳房重建手術，結果也未必可以兩側對稱自然，也需要經歷重建的皮肉苦痛。好與不好，似乎沒有定論。
整形外科有句名言：「You solve a problem,and create another.」或者説「You did a lot and gain a little」，教科書上也常説：「沒有單一的手術方法適用於所有的病人。」什麼才是最好做法的問題，不僅在對患者的層面上，也同時在發展新技術的當下，醫師倫理的問題上。
整形外科起步較晚，許許多多的創新手術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那是成名的捷徑，也容易讓整形外科醫師陷入困境。因為新的方法是寫醫學論文的好題材，可是為了解決舊方法的缺失而採用新的方式，又常造成新的問題；新舊問題之間有時很難拿捏得凖。
創新手術方法的研究或可開創更能治癒疾病的途徑，然而，這一直是個未解的難題，我們是否同意為了多數人的福祉和利益，去犧牲少數人進行創新研究？
有部電影「非常手段」描述一位著名的神經外科醫師，為了想幫助千萬脊髓受傷行動不便的病患，衷心研究神經再生術，但他卻以街頭流浪漢作為實驗對象，先切斷其脊髓再行神經再生實驗，故事以他想作好事卻用錯方法（Do the right thing with wrong way）作結，也實在值得深思。
為此我曾經與院內多位罹患乳癌的女性同仁深談過，而他們大多沒有接受乳房重建手術。原因是他們在癌症的治療過程中已然備受煎熬，如若接受了重建手術，除了追蹤治療癌症，還需要費心照顧重建的乳房，因而在丈夫的支持下選擇了不做重建手術。
乳房是否重建這個議題或許該抽離醫師權威式的主導，而由患者冷靜並充分的思考後做決定。倘若醫生都能以視病猶親的心理來思考手術或治療的方法會較易趨於合理。
存在主義哲學告訴我們：「人天生下來就不完美。」如同罹癌本是命運所使然，但每一個人的存在是不可替代的，也有絕對的權力決定自己的方向。自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先決條件，是故，病痛的治療過程，醫生固然代表著醫學領域的專家，但不能為病人決定一切，教科書是死的，醫生是活的，拒絕相信它當然是蠢事，但絕對的相信醫學也未必是絕對聰明。
醫生如果只懂得動刀寫論文成就自己，而忽略了患者內心的感受，雖是生命的捍衛者，以人為本的基本觀念卻也付之闕如了。
